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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忠祥 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无情岂是真豪杰——记忆中的齐越点滴  

2007-12-10 09:56:1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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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宙无限大,银河系只是它的千万分之一;

银河系十分大,太阳系只是它的组成部分;

太阳系也很大,地球只是它家族中的一员。

地球,我们60多亿人口和难以尽数的生灵的共同家园,

然而,它在宇宙中,充其量只是一粒尘埃。

我们人,我们自己,我们的祖先,我们的儿女,

在宇宙之中,每一个人其实比沧海一粟还要细小,

但是,人是有灵性的,有精神的,有博大宽宏的胸怀和气吞八荒的境界,也有敬畏与感恩的心。

面对宇宙,我们怀着敬畏;

面对地球,我们永远感恩;

面对一个人,即或是一位故人,我们思念他和怀念他的时候,情感忽忽难于凝定,甚或欲说还休,甚或欲说还休,因为人虽渺若沧海之一粟,而灵性漫散无所不至,犹如宇宙,犹如地球,犹如大海,犹如蓝天……。

当我说到蓝天就想到蓝天,也就百感交集。她的播音名字叫蓝天,对于她,我一无所知。我只在齐越家里见过她的照片,只一次……。

1960年,我被电视台选中。此前我没看过电视,但是我听过广播。我对收音机中播音员的声音很羡慕,也很喜爱。我早就知道齐越、夏青……。当我迈进电视台的大门时,我对电视播音什么样、怎么干,一无所知,但我的榜样是早就有的,那就是齐越,也会是夏青。我到电视台报到之后,孟启予同志就派我到电台实习。

我至今深感有幸的是,我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刻,就有机会见到了他们。

有一天,齐越请几位年轻播音员去他家,我也跟着去了。一进他家门,就感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。我那时,其实只算无知少年,第一次见到一位成年人,一位我心目中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面有戚容、情绪凝重地对我们说:“今天是蓝天的忌日,我们敬她一杯吧!”只见他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……。一面白墙上挂着一幅照片,一个年轻人,一个女孩子灿烂地笑着……。

在回来的路上,同事们对我说:“她是咱们的播音员,死于癌症,跟齐越学过播音。”有人告诉我,他们在她临终前去探望她,她说:她不愿死……。

我心中一阵发紧。她要活着,算我师姐,别的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,也不忍心再去打听,但那一年,那一天,那一刻,我记住了齐越的神情,不忘故人,即便她还是并没有做出过什么成绩的年轻人。

当年,在播音部,好几位有名的播音员都教过我,齐越没教过我,但是在实习中,能近距离地在他身边看他工作,就足够了。一个人要是没有悟性,手把手教也学不到东西,要是想学、会学、真心学,能直接看到,就该知足了。当然,那仅是学习的开端,人要学到老。

记得那一年我进播音部时,齐越38岁,已被周围的同行叫“老头子”了,一是在当年的播音部他年龄最大;二是他的知名度和权威性,再加上他工作时的神情严肃,在进直播间时,凛凛生威,活象罩袍束带持枪跨马的大将军。他平时也一脸的庄重,整个播音部大大小小的、男男女女的播音员们,好像都是这么一股劲。

但是我印象中齐越有时还是挺幽默的,爱开个小玩笑,脸上偶尔绽出孩子般的笑意。

在播音部,我天天屏气凝神,一方面多看、多听、多学;一方面毕竟客居“他乡”,生怕稍有差池,可说谨小慎微。但麻烦还是找上了我,有一回在同一走廊的技术部门的同志到播音部领导那儿奏了我一本。林田把我叫到部办公室,她本来就不苟言笑,这次严肃地传达别人对我的批评。我有点——不,不是有点,是挺害怕的:“人家说,你一个年轻人对人家不尊重,管人家叫增音员,招呼人家哪能这样叫呢?”天呀,我不知道他们任何一位的尊姓大名,别人告诉我他们的工种是增音。有一次带我班的刘炜大姐,让我请他们过来处理一个技术问题。我就招呼他们:“增音员在吗?这儿有请。”天地良心,我绝对没有丝毫不敬。唉呀呀,怎么说呢,我不知如何解释。我怎么有胆子对别人呼来唤去呢?可人家认为你一个毛孩子,也敢这么招呼人,让你们领导管管你!

正在“危难”时刻,一个浑厚的男声在我耳畔响起,我至今都还记着:“他们不也叫我们播音员吗?这也算事儿呀!”我一回头,看到齐越那眼神透出一股孩子般的笑。我不记得后来怎么走出的领导办公室,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
我继续在播音部实习,齐越还是没教过我。但有一回,他叫我准备一篇朗诵作品,他带几个播音员,也带上我,到北京师院(现首都师范大学)礼堂举行一个朗诵会。我准备的是俄国作家契珂夫的小说《小公务员的死》。为什么选择这篇作品?是由于我在收音机中听过一位名叫黎铿的演员朗诵这篇作品,我太喜欢他的声音了,于是我就也准备了这一篇。一出场,开口没几句,就轮到这位小公务员打喷嚏了。别的学得一般,这个打喷嚏学得真的很地道,当时坐满了观众的礼堂,随着我的表演“啊----嚏!”,笑声、掌声爆了一样,整个礼堂开了锅。这以前,那之后,我当了四十多年播音员、主持人,再也没遇到过和享受到那么热烈的掌声和笑声。是齐越给我创造的那个机会。自此,我就有了肯定能干好这一行的信念。

1960年以后,我和齐越私下没有接触过,他一定不会知道,我一直感谢他。他所有的深情的内心,都一直在我心中掀起波澜。没有感情的人,没有人文关爱的人,不可能成为艺术家。齐越在性格中最感人的是他对朋友、对同志、对陌生人的真挚而深切的感情。这感情成就了他的事业。

记得我上小学时的一天,斯大林逝世。我小小年纪已感到周围不安的气氛。街道旁的收音机中传来的讣告播音:“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”,深沉、悲哀,而又隐忍。我们班的同学,我们学校的上上下下,人人都很无助的样子,天要塌了似的——但不会,有这声音,无比有力的,坚忍不拔的声音,像擎天立柱,支撑着我小小的内心。我到电视台之前,早就知道了那是齐越,是他的声音。

后来,我听说齐越在1965年播出《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》时声泪俱下,极大的感染了听众。但我没听到这篇作品,那会儿,我是在北京乡下,远郊区。我也念过这篇通讯,是在一座旧庙改造成的小学的一间教室里,听众是我所在大队的全体干部和几十位农民。这篇文章令我们都哭了。

齐越是一位杰出的播音天才。他平时虽不苟言笑,但内心里却是充满了感情。我曾说过他“侠肝义胆,铁面柔情”。他的播音大气磅礴,刚柔相济,富于激情,庄重朴实。他特别强调一个“情”字,那就是爱憎分明的态度,就是对党、对祖国、对人民的真情实感、满腔挚爱,同时也体现在他对老同志、老战友、老朋友的情谊和对年轻人的关怀。

他在播音教学中,把久已流传的“声请并茂”,调换了前两个字的顺序,把这个原则改成“情声并茂”。

1947年,齐越就奉命奔赴河北解放区,成为我党电台的第一位男播音员。此后,他的全部情感都与新中国的播音事业血肉相连。他的声音深入到中国几代人的心中。他在1975年6月离开了话筒,又一次奉命去了原北京广院,担任播音系教师、教授,成了一位教育工作者。广院有幸多了一位值得称道的老师,而电台,从1947年解放区传出的那标志式的正义之声,却戛然而止,消逝了。

迄今为止人很难长命百岁,工作年头又少于寿数,因此谁都有偃旗息鼓或所谓激流勇退的一天。但齐越还在当打之年,既无须挂靴,也不用解甲,何况我当时猜想,事后证实,他对这样告别话筒实在依依难舍。

广院在齐越逝世后为他立了塑像,我参加了那天的仪式。齐越在我心中,仍是一位杰出的有鲜明特色的播音员。虽说电台少了一位出色的播音艺术家,广院却多出了一位优秀教师。

“革命战士是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

齐越遵循了这条原则。服从调动也是他的天性,但那是1975年,正值文革之中,知识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正当其道。若说那时就以教书育人为重,岂非笑谈,所以齐越在1975年调入广院其实至少是调离机要岗位。

但不论把他搬到哪儿,搬不走的是他深入我心中的、深入到亿万听众心中的凛凛生威、情感四溢、动人心弦的时代之声。

我们有无限的认知能力,但我们永远无法穷知宇宙。我们面对一个人,对他进行评价时,其实就像对宇宙一样,永无穷尽。我不需要多知道多了解多剖析齐越的一生和他的一切。我只须知道我们的队伍中有过这么一位值得尊重的前辈,并且提起他仍令我感动就够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(作者补记):据齐越的夫人杨沙林在《忆齐越》一书中讲,1957年反右时,小小的播音部三四十人竟有4个同志被划为右派。他(她)们后来如何,我一无所知,齐越也险些划成右派。事隔多年,在拨乱反正时,齐越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当年十分有才华的女播音员万里,并请她到广院讲学。那时她已满头白发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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